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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报业必亡刚才，就刚才，在电梯里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为什么现在的报纸那么“难看”？！ 那是因为…… …… …… …… 看报的都是男性， 而记者却多是女性！ 一部电梯里几乎全是女记者…… 感觉就像女士化妆品专柜全是男销售员 sigh
此言一出，又要得罪不知多少人了…… 唾沫淹死我吧！！！
8月21日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转自：开心网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和谐和睦。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需要舞厅、麻将桌、六喝彩、体彩股市。正如陈丹青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8月18日 耳朵大有事儿耳朵真是个麻烦的东西，不该看的可以闭上眼睛或是转过头不看，而不该听的，却总是无时无刻以“不经意”的方式溜进耳朵。
管理是一门艺术，如今多数领导都能以亲民的姿态化批评为鼓励，在谈工作中，既肯定过去的成绩，又提出深切的希望。L作为W的领导，某日趁着部门其他同事不在，将W叫到身边，名曰“聊聊”。聊的主题大致沿着上述管理艺术的路线，从个人有点到工作业绩，然后再展望未来，提出寄语，其间还穿插着诸如“某某比你晚进来，现在如何如何”，“某某某虽然跳槽之后是好是坏还不知道，但人家至少很有理想”之类励志的典型案例。W自然也不傻，明白领导的用意，只是既然领导没正式批评，也不好认错，于是就接着工作的话题，表达出虚心接受的态度。
社会真是个大课堂，永远不缺乏鲜活的案例。
想起了之前“不经意”溜进耳朵的一次“谈心”。G作为新晋员工，每天工作到很晚，次日和老员工差不多时间到，但还是会比规定上班时间稍迟。于是，领导X某日早晨，在G汇报晚工作后，语重心长的表示，新人主动加班值得表扬，但早上还是要准时到，尤其是你坐在门口，单位上上下下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例子当然也不会少，只是换成了老员工可以迟来的原因，“某某某要送孩子上学”，“某某刚进单位时天天加班，但每天也很早到”……
溜进耳朵的是领导高超的艺术谈心，留在心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思考。在刚开始工作时就思考未来，多少有些“心不定”的感觉，只是，领导口中那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听来总难免让人思绪万千。若干年后的自己，会成为那个还有理想的某某某，还是会变成要送孩子上学的某某某，抑或是成为接受领导谈心的W与G。
之前一篇日志谈到过理想。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理想？为了理想使劲的折腾是否就有收获？还有，理想究竟是什么？常听人说在工作中体现自身价值，实现自己，那么，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怎样才是真正的“自己”吧。
午后胡思乱想，在脑海中描绘着最“不切实际”的将来。某天，攒够了钱，开始环游世界，更确切的说是四处流浪，每到一地，至少住上2个月，一边打临工一边记录生活。等看够了世界，就找一处流浪途中觉得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定居，以垦种畜牧为生，能自给自足就好，闲时可以看书写随笔。时常可以在家接待四处而来朋友，有时也可以重走流浪之路，去见一路上认识的朋友。
这样的梦，可以叫“理想”吗？
8月16日 [转贴]一年一次，人神共赏，人鬼同泣（2009高考作文语录）1、随着李鸿章签下的一款款条约，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中国沉寂了，但是90后出现了，希望出现了。（我等着90后推翻卖国贼李鸿章的统治。） 8月14日 人精要从娃娃抓起 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则新闻：
大致说的是心连心艺术团到某地演出，期间安排了主持人与当地人员交流，然后“一位9岁的小朋友提出的问题，难道了主持人董卿”（配音语）
小女孩（灿烂笑容状）：我想请问董卿阿姨（傻孩子，该叫JJ），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后来又是怎样实现的？
董卿（尴尬无辜状）：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理想……～囧～
8月11日 60年，报纸老去转载自：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09710102421158/
60年，报纸老去。 鼎革之初，白色名报之花凋残，红色报业体系落成。稍后，历经1957年反右、1960年代早期的副刊潮，报业在鸣放与锁喉中踯躅前行。再后，十年文革，举国欲狂，报纸在狂热呓语中失却新闻纸的本质。1980年代以来，报业复苏，言论涅槃，迎来所谓“报人办报”的高潮；1990年以来，市场经济腾跃，都市报崛起，也迎来所谓“商人办报”的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5年以后，报业的发行量、盈利指标、影响力逐年下滑。报纸，这曾经的传媒一哥，正面临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尴尬的是，由于“被管理”的力度相对严厉，此种冲击被放得更大。 60年过去，中国在改变。在此过程中，报纸从未缺席，尽管有时作为正面角色，有时作为反面角色，但都如镜子般映射出时代特质。而报纸本身，也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步、即时，从不滞后。因此也可以说，60年的报纸变迁，就是60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导言。 蔡元培说，“新闻者，史之流裔也”。如此，且让我们进入中国报纸的六十年小史。
【1949-1956 报业鼎革：红与白】
1949年，鼎革之初，中国报业“除旧迎新”。 旧报当中，《申报》、《大公报》可算两面旗帜。前者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于1949年5月停刊，享年77岁。后者是鼎革之前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 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改组为《进步日报》，后与沪版大公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主要报道财经新闻，文革中停刊；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中资背景）的阵营。 1949年初，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香港接到新华社通稿，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此文由杨刚起草。杨是周恩来秘书，后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反右时期自杀身亡）。香港同仁看了目瞪口呆，王芸生赶到夏衍处请示登不登，夏衍沉吟许久，说一字不改，照登。有人说，大公报死亡，就在这一天。 事实上，大公报一直受到毛泽东关注。1945年，毛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建国后，他又授意王芸生写1949年前的大公报史。王被迫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对此文评价说，“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据说，当时有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白色名报之花既已凋残，红色报业体系的落成也就顺理成章。 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每期总发行250万份。其中，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总工会的《工人日报》、民盟的《光明日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影响最大，堪称红色报业四大家。 到1954年1月统计，全国报纸共270种，每期总发行800万份。此外，至“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上面的数据，没有包括军队的报纸。建国初期，全国有人民军队报刊上千种（包括石印、油印、铅印），团级以上基本都有自己的报纸。后陆续停办省军区、兵团、师、团级的报纸，加强大军区报纸建设。1955年春，改划的13个大军区都有自己的机关报。1956年，《解放军报》在北京正式创刊，成为全军统一的报纸。 而在基层，许多单位自办黑板报、墙报，少数单位还办了内部油印小报，内容多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基层建立读报组，参加者多为城市居民，多者近百人。每组选出若干人为读报员，读后集体开展讨论。我父亲回忆，我奶奶是文盲，当时也要参加读报会并发言。她急得不行，就要我父亲讲解时事政策，吃力地背诵下来，好在读报会上讲。 建国初期，红色报业新落成，办报人员的素质尚待提高，常出一些有趣的差错：（详见拙文《建国初期我报多差错》） 1951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应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前，漏了“镇压”两字； 1951年4月16日《浙江日报》：“怎样在农村开展援美援朝运动”，不用想了，“援美”是“抗美”的别字。 1951年7月，《井冈山报》为庆祝建党，在封面刊登大幅毛主席像，却在周边加上黑框！以至朴素百姓一看就大哭，以为巨星陨落。后来，报社解释，是制作铜版时不小心，并登报认错。 1951年9月，《山西画报》登了一幅《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画中的国旗竟然只有三颗星星。开始读者投诉，他们不以为然，辩解说：“谁不知道国旗是五个星，少画两个，有什么了不起？”后来上级查处，他们才认错：“这是工作干部粗枝大叶，……侮辱国旗……并可能使人误会变更了以工人领导其余四个朋友通力合作的统一战线”。 上述差错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相对较为宽松，即使失手搞了领袖，也未必被上纲上线。
【1957-1965 报业彷徨：忽右忽左】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活跃起来，犹如中风后逐渐恢复的病人。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知识分子以为重回“人民内部”，更活跃了。报纸也提供了相应平台，譬如1957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就发表于该报的笔谈专栏。 早春似乎真的到来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一时间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开火，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传统报纸外，民间的大字报也兴起，帮助我党整风。如北大的“民主墙”，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海德公园”。 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稍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系列编辑部文章，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 随后，包括《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内的许多报人被划为右派，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迫害。而在反右扩大化中，许多人甚至只因为单位需满足“指标”，就被打入另册。 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言论灾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毛泽东对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有着奇怪的态度。1958年1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的一篇文章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毛在3月25日对此文写下批语：“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4年后，1962年4月，毛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报纸也随之成为“吹牛大王历险记”。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从此掀开报界“放卫星”的序幕。 在1958-1960年间，“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达到500斤”、“罗城县36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新闻充斥报端。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玄幻报道与大跃进运动结合，生出的只有愚蠢的激情，自欺欺人的幻觉，以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倒退等恶劣后果。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标志着对此前跃进浮夸之风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报业也迎来了一些新鲜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晚报的兴起，晚报多由机关报改成，主要是为了应对纸张危机。不过，其内容相对注重生活化、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 另一个变化是副刊的兴起。人民日报1961年1月进行改版，新增了周日副刊，各地方报纸也跟着效仿。 最值得纪念的，是邓拓（笔名马南邨）自1961年起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专栏，后汇成《燕山夜话》出版。《燕山夜话》可说是建国后杂文的第一次猛抬头，作者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如淌清泉。以今日之眼光看，邓拓只是讲了些常识，或说了些并不激烈的真话，但在那个年代，确实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父亲回忆，他当时读《燕山夜话》，彻夜不眠，还钞录了书中大量段落，“觉得比毛主席的文章写得还好”。 此外，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当时也有不错的口碑与影响。这个专栏，报社定的宗旨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由吴晗、夏衍、唐弢、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针砭时弊，纵横古今。 遗憾的是，《燕山夜话》与《长短录》在文革期间都被打为大毒草，其作者也多遭受迫害，甚至冤死。 要之，1960年代早期副刊的兴起，是报界在政治允许范围内小心翼翼的空间拓展，也是对老百姓“真话需求”的一种回馈。但是，此阶段副刊的水平与影响，不能过高估计。如曾彦修所言，其时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2、30人， 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能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然后才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因此，这阶段的副刊杂文，虽偶露锋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伪饰之作。思想并不能纵情驰骋，真话也并不能倾情讲述。
【1966-1976 报业之死：举国若狂】
众所周知，文革的导火索乃是1965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首先公开号召文革的，则是1966年4月《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虽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闻路线方针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报纸彻底降低为党的喉舌，甚至只是党内一小撮人的喉舌，而与人民完全划清界限。 文革中党的喉舌，最权威的莫过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若在此列举其荒谬言论、报道，行文将会显得臃肿，我们只需看一些关键词，均由这“两报一刊”放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派都在抢占“舆论制高点”，甚至因此酿成流血冲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内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未获内蒙军区支持，与军区产生对抗，引发绝食静坐、大规模武斗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庆反“革联”派到《重庆日报》社抄砸铅版，与“革联”人员发生冲突，死伤十多人。 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与此同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报纸也一个样，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当时重要社论多出其手）。文革十年，举国欲狂。报纸还在，但其灵魂已经死了；报人则连“在”都很难了，他们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范长江奖”，冠名此奖的报人范长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长期关押的范长江来到确山县瓦岗乡芦庄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队，主要劳动是盖房子。有次，因为干活较慢，60多岁的范长江被监管员一脚从脚手架踹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艰难地站起来，继续爬上脚手架干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尸体在五七干校门前菜园边的一口水井中被发现，只着一身单衣，依稀可见满身伤痕。事后，他被草草掩埋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而他的离奇死亡，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讽刺的是，“民间办报”在文革中却发挥到极致。不过，民间能办的“报纸”只有一种：大字报。在1975年，大字报甚至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人对大字报不无同情与憧憬，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文革大字报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声音消灭一万种声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论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写大字报的一方，于是想当然地跟着就狂欢了。他们从来没想想被写大字报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显性或隐性地割舌者。事实上，文革中的大字报，可以是勒死无辜者的绳索，可以是极权主义的工具，可以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
【1977-1994 报业复苏：新新闻主义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报业进入全新时期。第一个表现，是晚报的复苏。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截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出“文革”前的规模。（这个数字 1999年将升至146家！） 新兴的晚报多为4开，又叫“小报”，比起传统“大报”（党报）而言，更关注社会、文化、娱乐新闻，不那么生硬，而较柔软。 报业的发行在1980年代也得到突破。此前的报纸发行全靠邮局，现在逐渐有了零售的报刊点，乃至流动小贩。这一发行创革对报纸的繁荣极为重要，有了发行的保证，报纸商品化才成为可能。不过，在1980年代，报纸商品化并非主流。在这个理想主义蔚为主流的年代，“报人办报”才是最强音。 “报人办报”之所以成为可能，又起自于《光明日报》1978年5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开出证明书，也揭开了壮丽多姿的1980年代的序幕。 1979年，“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中国报界集体发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大量讨论文章，希望把张志新之死变成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人民日报将读者来信摘录的总标题，起名为“人民的义愤”。 在1979年的中国，张志新案引发了一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极权政治的全民“天问”。媒体本身也开始反思。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曾采写张志新案，他说：“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我也有责任——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这雨后的青山，如洗过的良心”。报纸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从宣传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甚至党报都迎来辉煌。曾任职《人民日报》多年的祝华新，2006年起开始撰写系列博文《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600万份。 不过，若说勇气与智慧，我心中的两个标杆还是《中国青年报》与《南方周末》。前者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后者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 在1980年代，发行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三色报道”。这组报道从歌颂救火政府、赞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摆脱出来，不发奖章也不唱赞歌，而是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全景式报道的范例。整组报道故事性强，有思想深度，且成为新闻干预实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样本。 这组报道，也可视为198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的代表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实地采访和理性思维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再利用近似于小说的技巧，将所报道对象全景再现。在此种思潮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为1990年代崛起的深度报道（譬如1995年起中青报创设的冰点专刊、19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的特别报道）的先声。 而1980年代的《南方周末》，尚未成熟，也没有1995年以后那么勇猛精进，但其创始人左方的办报思路清晰而犀利。他反省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报纸，将之概括为“真理报模式”，其理论是“新闻的党性原则”，其表征为：1、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2、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3、文体僵化，语言假大空。4、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对此，左方有四条策略：1、“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2、“新闻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4、办报最高境界是从容。这四条在1980年代的南周身上未能全部体现，真要实现它们，也许要等到左方的后任——江艺平主持南周之后。 要之，在此阶段，尤其是整个1980年代，中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兴，中国报纸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想说，会说，敢说，虽然未必能说”，差堪形容此阶段报纸的风骨与境况。而在特殊的时刻，那些高贵的报人也经受住了考验（如钦本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中国报史留下了至为血性的一笔。
【1995-2009 报业变局：才青春就老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中国报业也悄然酝酿变局。 破格的第一步由蜀人先行。1994年底，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东家是四川日报。创办者席文举将该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华西都市报》一举成功，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到2005年，全国的都市类报纸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 都市报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报纸走向商品化，也真正开始重视读者的需求。此前多年，读者在办报者心中常是隐身人，办报者考虑最多的是“党”，或者“天下”，很少有“人”。因此，都市报的崛起，也可说是报纸的“人的回归”。 都市报的崛起，加速了中国报业产业化进程，以都市报的资金输血为主要支撑，各省市的报业集团陆续落成，而“传媒上市”、“传媒经营多元化”、“传媒重组”等也成为热议话题。 但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少数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外，更多的报纸渐渐失去了作为公器的媒体责任。不觉中，严肃的、深度的新闻绝尘而去，只剩下猎奇的社会新闻、八卦的娱乐新闻、快餐化的消息新闻。 报纸本应该是社会的麦田守望者，现在却成了大剧院的表演者，或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报纸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 然而，报纸也有委屈。他们要说，首先，新闻娱乐化是因为受众需要娱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们就生产光。麦克卢汉说：“工业世界大量的娱乐和公共生活，是工业人内心生活的无意识表达”；其次，在这个时代，做新闻莫不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娱乐化、低俗化未必会遭封杀，而新闻政治化、舆论监督化，则常会踩中地雷，就像战后柬埔寨的耕牛。 而对“都市报”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近年弥漫全球的“报纸将死”的恶咒。2008年12月以来，美国的四家报业巨头，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相继申请破产保保护。业界认为，这只是已经来临的报灾的一个开始。 目前，中国的报纸还没有破产机制，所有的报业集团都是公营性质，报纸的生死并不全由市场说了算。我知道一份累计亏损好几千万，且已铁定没有盈利希望的都市类报纸，因复杂的非经济考虑的博弈，至今仍没有关闭。 没有破产机制，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报纸是不死的传奇，反而将其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有研究者认为，三年之内，中国将消失的报纸，不会少于100家。此论也许有些悲观，但并非危言耸听。 不过，在我看来，与劲敌网络相比，报纸也有独特财富，那就是60年积累下来的报人风骨。无论时局如何令人窒息，大写的报人，总要想法设法发出坚如金石的声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60年来，无数报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邓拓的诗句。在报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而在网媒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却是功利主义。 若说报纸还有一线生机，凭的就是“报人风骨”四字。当然，这一线生机，也可能变成灭顶之灾。
【结语】
60年，中国报业兜兜转转，中国报人浮浮沉沉，中国读者来来去去。60年，报纸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变迁，参与了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变革。60年，报纸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数量最为巨大的，真实或虚妄、犀利或妩媚、悲悯或冷酷的新闻、观点与知识。 60年过去，中国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报业也同样站在通往未知的歧路之端——重现辉煌，还是就此湮灭？继续忍受或享受束缚，还是撕碎紧身衣？坚持单线条，还是多元发展？诸多难题，扣人心弦。 若认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董桥语），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初稿”——是新闻的史学初稿，也是历史的新闻初稿。至于定稿，只能留给未来了。 8月9日 那时花开 近来日子过的很快，内心累积了很多想法，想要好好梳理出来，留给未来的自己，却发现即便有空余时间，更多时候还是愿意在网上东游西逛，生怕错过什么。
和一个“小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现在好多的想法就如同那时的自己。对未来一无所知，却谈不上迷茫，因为心气很高，还因为离毕业很远。但是看到同龄人走在了前面，心里又会“着急”，苦于自己没有“关系”，于是就给自己一个心安理得宅着的“理由”。
虽然自己还是一个职场新兵，但作为一个在大学混迹多年的“过来人”，还是会给“小朋友”一些建议，“小朋友”的态度也和当年别人在给自己提建议时一样，总有理由说明此路对于自己不通。当我们从别人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时，总是特别的深刻，会想到当时自己的“幼稚”，同时也无法苛求别人的“不成熟”。只有自己摔倒过，才能知道疼痛的滋味。现在，对于别人的建议，无论是否认同，都会试着耐心倾听，表示感谢。给予别人的建议，即便对方有诸多不接受的理由，也告诉自己要坦然面对，宽人律己。
如今依然被别人称做“小朋友”，同时也开始称别人为“小朋友”。感受最深刻的就是，相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情商的进化似乎慢了很多。我们总在同样的时期，遇到同样的困惑，然后以同样的方式走过那份岁月。或许有人期望借鉴别人的经验少走歪路，但最终还是发现只有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人生的道路才足够踏实。借用GL同学病榻中的一句感悟：“当时怎么都无法理解，现在想来却又意味深长……”
[八卦一下]如果《基督山伯爵》上了起点网[八卦一下]如果《基督山伯爵》上了起点网 惊爆:《圣斗士星矢》所揭露的内幕! 一部漏洞百出情节重复对白肉麻啰唆人物刻画单一的动漫绵延了近二十年80一代的情结，每一个人都曾用稚嫩的声音在挥拳打向同桌的你时都会伴以“庐山升龙霸 ”抑或是“凤翼天翔”的怒吼，每一个人都曾迷恋青铜不死五大贱人之一（不被痛打就不发挥实力故曰贱），或者十二黄金之一，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圣斗士的主角星矢，并且这大多数中的大多数都表示过对这个领衔贱人的鄙视。 于是问题就来了，他，星矢，论耍酷不及一辉，帅气不及紫龙，英俊不及冰河，柔美不及瞬，为什么会是领衔主角？ 车田正美很熟悉希腊神话，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实际上，车田正美真正洞彻透析的是政治，确切的讲，是东方传统政治智慧。在主角的安排上，我不禁对车老佩服到缩阳入腹。 《走向共和》里瞿鸿穖对学生吴毓昌如是说：“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 ─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老瞿一生所悟，车田正美一笔道出，星矢能够成为主角，关键就在于政治立场永远坚定，政治素质永远过硬！ 此足为80一代入仕者戒！ 让我们好好分析一下青铜五大贱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的各种问题。 青铜五贱人出身最牛叉的无疑是紫龙，童虎的实力资历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但是在撒加叛乱的时候，童虎躲在庐山死活不出来，五青铜血战圣域雅典娜命在顷刻也不出手，我知道会有人说这是要镇守封印不能擅离职守，靠，雅典娜要是挂了组织就没了，镇不镇守又有何妨？ 所以严格来讲在撒加路线和雅典娜路线产生重大分歧的危机时刻，童虎选择了中立观望，况且资历实力在那里摆着，功高震主，尾大不掉，而紫龙对于童老师表现出了不亚于雅典娜的忠诚，这就很成问题了，所以紫龙虽然在五大贱人之中最为帅气，而且其战斗也最为煽情，但是在雅典娜心里，小龙同学不作考虑。 但是紫龙的地位仅次于星矢，雅典娜和他单独精神交流的次数也仅少于星矢，一方面是小龙同学和星矢私交最好，可以算作红外围，而且干群关系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平衡和怀柔童虎老将军。 冰河的师傅是卡妙，也正是因为卡妙的错误，冰河不可能成为主角。童虎中立，而卡妙就严重得多。直接参与了撒加路线。虽然是被骗，但是政治上可以犯罪，却坚决不能犯错。而且卡妙和米罗私底下的小山头小派系也令雅典娜心中不满。雅典娜把罪人加隆留在身边米罗竟然毫不知情，足以说明雅典娜彻底对米罗 pass。 因此冰河不能做主角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辉的政治错误又比以上几位更为严重，直接参加了撒加叛乱，而且干群关系也极其糟糕。加上实力比较强圣衣又有自我修复功能使之对雅典娜的依赖性要大大小于另外几位。 属下什么时候最忠诚？别无选择的时候最忠诚！ 一辉还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这就决定了他和所有大佬的决裂。就是到了海皇冥界都不可能被重用。 某种程度上，一辉就是圣斗士里的鲁迅。不能容于民国，也不可能容于新中国。 这样一个政治愤青，他的直系亲属当然也就跟着玩完了。所以可怜的瞬就不多说了。 而仔螧8观察一下星矢，他的师傅魔铃是五贱人师傅里最菜的一个，恐怕悍一点的白银就可以将其秒杀。所以星矢基本上等同于无产阶级出身，两把菜刀闹革命，魔铃的实力资望是决不可能拉山头的，混到死也无非是娘子军或者文工团。星矢除了跟定雅典娜，别无选择。 其次，星矢是在圣域里大学毕业的，也是唯一一个圣域修炼的人，虽然魔铃地位卑下，但是圣域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央party校。星矢在中央系统学习的经历是其余四人永远无法享有的。用易中天的语风来形容就是，出身很低，起点很高。 再次，每个圣斗士在恶战中都会呼唤雅典娜，歌颂雅典娜，向雅典娜表忠心，但是星矢表露的最多，而且次次都有新鲜玩意，政治斗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舆论先行，占领理论高地。这也充分表现了party校子弟坚实的理论功底。星矢在政策宣传方面对于雅典娜精神的领会，在斗争行动中对于雅典娜主义的贯彻，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总结理论方面的创新，无疑是与时俱进的，是与其坚定的政治信仰分不开的，是个人修养素质的充分体现。 最后，星矢是可以被用来黏合各派势力的润滑剂。紫龙童虎集团自然不必多说。在斗争后期，星矢往往和瞬结伴同行，这恐怕是雅典娜刻意安排。因为一辉实力暴涨的太厉害，其余四人见了黄金十二人跟追星族似的，但是一辉已隐然可以分庭抗礼，而且穿的还只是青铜圣衣。通过星矢和瞬的联系怀柔一辉，雅典娜用心良苦。这也看出来星矢的确是“你办事，我放心”，在五大贱人里，星矢拥有小蜜的人数和质量都是上上成，萨尔娜和美惠，一个俏娇野性，一个温婉多情，都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尤物。但是星矢一概抛掷脑后，不怕和有严重变性倾向的瞬搅在一起惹祸上身闹出个青铜断背山，坚决贯彻雅典娜的策略，忠勇二字当之无愧。 冰河实力属于中游，况且卡妙已死，成不了什么气候，雅典娜对于冰河的冷落非常明显。冰河后期主动贴近人缘最好最够义气的紫龙，希望可以不脱离组织，但也只是苟延残喘。这一点可以看出雅典娜为什么可以在诸大佬斗争中屡次胜出。如海皇冥王之流对于垃圾下属往往直接抛弃，而雅典娜不动声色的冷处理还可以让冰河发挥余热，同时稳住米罗，再私下引进加隆进行牵制，同时卖个顺水人情给紫龙童虎集团，一举多得，政治手腕高明的紧。 综合以上分析，圣斗士主角，除了星矢，没有人可以胜任。《圣斗士》实际上是一部意思深远的政治动漫作品。车田正美深邃的笔触和见底足以使之永垂不朽。但其中暴露的残酷的斗争现实在不应该被广大青少年过早接触。建议有关部门予以封杀。 8月7日 新段子：齐天大剩25---27岁为初级剩客，这些人还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故称“剩斗士”； 日记审读者眼中的蒋介石(完整版)(完整版之一)
60年前的时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胡佛塔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一带最高的建筑。宋曹琍璇的办公室位于胡佛塔的第11层，朋友称她为“塔里的女人”。进她的办公室需要三把钥匙：大门一把，电梯一把，办公室一把。持有这三把钥匙的，只有宋曹琍璇和蒋方智怡。蒋方智怡是蒋孝勇的夫人——蒋介石日记存放到胡佛研究院之前的持有者，而宋曹琍璇是蒋介石日记在开放给学者前的审读者。
我的公公是宋家最小的一个儿子宋子安，宋家只有他有儿子。我的丈夫是宋仲虎。宋仲虎和他哥哥宋伯熊小时候常回台湾，跟蒋经国的两个儿子蒋孝武和蒋孝勇兄弟关系很亲密。 蒋中正的日记从1917年记到1972年，一共55年。他是1975年去世的，但在1971年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很不好了，1972年眼睛也不行了，但还是坚持写日记。那时一篇日记只有二三十个字，一点感想而已。 蒋介石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让蒋经国去看自己的日记，那个时候日记放在桃园大溪，由宋时撰管理。这位老先生跟蒋家有点关系，是毛家的人。蒋经国先生还没有病危的时候，就把这个日记给了蒋孝勇。后来蒋孝勇因为李登辉的关系，移民加拿大，把日记也一起带到了加拿大，请了许多亲戚陆续带出去的。后来他觉得加拿大天气冷，我就在我家附近（旧金山）给他找了一处房子，他们就搬了过来。 蒋公的日记到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她是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发言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后来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李登辉的行为，就跑到了美国。宋子文的许多档案在1970年代就放到了胡佛研究院，但那会没有人管，谁要看就看。郭岱君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有许多民国史的资料，就去跟连战商量能否把国民党的资料带进来，连战答应了，之后她就一直在推进这个事情，最后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签约达成永久保存微缩档案的协议。荣民总医院的院长彭芳谷是郭岱君的朋友，告诉她蒋介石日记在蒋方智怡的手上，她就跑去追，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游说。我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说不管是储存、学者使用的方式，这里都是国际一流的。因为蒋方智怡不太愿意公开这个日记，我和潘邦正教授特地去桃园大溪拜访宋伯伯（宋时撰），他说公开日记是必然的事情，经国先生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蒋方智怡于是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郭岱君让我带她去见孔令仪，我说大姐已经答应把日记放在胡佛了，但她还是觉得不放心，一定要架着我去纽约，让大姐签一个东西。大姐说，Shirley（宋曹琍璇）如果不先看看，我是不放心的。蒋方智怡也提出，日记在公开之前我能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过滤的。这一代人里面，就我跟蒋方智怡中文比较好，但她文言文不是那么熟，而且蒋介石日记的草书，她看起来很吃力。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使命感：如果我不耐心地看，还有谁会去看。后来我接受了胡佛研究院的邀请。 我原本是学企业管理的，所以胡佛研究院给我做了很多培训，比如不能从里面抽走东西，只能在涉及个人隐私、财务、身体状况，或者牵涉到在位官员、仍健在者的名声方面的内容，可以暂延开放。潘邦正教授是我的顾问，有什么不明白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可以请教他；他是秦孝仪（蒋介石秘书，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得意门生，也是台湾智库的成员。 (完整版之二)
在我生活的那个背景下，突然把蒋介石日记放到面前，那种感觉又激动又震惊，你要跨过时空进入到一个领袖人物的隐私里面。比如说，他在1917年的日记里写到妓院赌钱。我就去问秦孝公（秦孝仪），他年轻的时候不是穷吗，怎么总去妓院？孝公跟我讲，你们小孩子都不懂，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总部就设在妓院的后面，因为这样可以遮掩清朝政府的耳目。一大堆男人到妓院，谁知道你干嘛。所以，刚开始我看到日记里写他跟谁约好去妓院，就觉得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简直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年轻人，天天在花柳巷走来走去，当然也会花心，但他在日记里面反复提到要戒色戒淫，这说明他还有这个警惕，有这个自制能力。我从他的日记里看到，他从小就择善固执。他知道写日记是让人自省自律最好的工具之后，就坚持了55年。每天都用毛笔写，旅行的时候就写在小纸条上，事后再用毛笔抄过一次。除了每天的日记，他还有每周、每月、每年的检讨、反思。 刚开始看日记的时候，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目不暇给，想知道他每天都做了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跟普通人一样。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跟你们类似，他是绝对不会有错的。但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都是俗人的想法。慢慢我开始熟悉他的想法，了解了他的思路之后，发现他在成长。他成长是因为他好学，什么书都看；每天是一定要看书的，史记、唐诗……后来也开始看西方的经济学。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他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在预备一个领导必须有的特质。 他年轻的时候听人谈到孙中山，于是让妈妈拿钱让他去日本见孙中山，妈妈四处借钱，但怕他不回来，就让他娶了大他九岁的毛夫人（元配毛福梅）。他在日记里写：中国的这种恶习，残害我至深。所以，在日记中可以隐约看到他悲戚的一面：不情愿，但为了孝顺，还是顺从了。 他在日记里面写见到了孙中山身边的什么人，什么人把他引荐给孙中山，对他的理念向往得不得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对于一个世代转变的迎接，对自我的期许。其间，他的爱情故事也不断。碰到姚夫人（姚冶诚）的时候，觉得她讲义气，可是堕落，有点痛惜她。所以她把姚夫人放在边上（纳为侧室）。但姚夫人又赌又抽又喝酒，他实在厌恶至极。后来碰到陈洁如的时候，他也写了一大段，觉得她聪明、有才气。陈洁如是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他觉得应该找一个可以匹配他的人。但跟陈洁如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陈洁如脾气太坏，暴躁任性，这样怎么能够母仪天下呢？觉得她不够好。直到碰到宋美龄。 那个时候宋庆龄给孙中山做秘书，庆龄有一天把蒋中正和自己的妹妹都带来了，结果他们无意间就碰到了一起。他在日记中并没有明确地讲，只是说在孙家见到了“三弟”，说三弟聪颖、俊美。我看到这里，就去查三弟是谁，看家谱没有三弟，于是打电话到台北问秦孝公，秦孝公说三弟就是三妹，就是宋美龄。他说那个时候蒋跟陈洁如在一起很怕她。从那次见面之后，蒋总在日记中赞美“三弟”。有人说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婚姻，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蒋是真的动了情。那个时候很多人追求宋美龄。我先生也说，他的妈妈（宋子安的夫人吴其英）也觉得这个宋家的这个小女儿很活泼，所以宋家管得特别严，每天晚上十点一定要回家。那个时候蒋夫人交什么朋友家里一定要知道，要报备，每次出去，都有人跟着她。传闻说宋美龄在外面有很多男朋友，都是假的，她被家里管得很严，所以三十多岁才结婚。 结婚的时候，她的母亲（倪桂珍）很不赞成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军人，是个老粗，但后来也就许可了。在跟宋美龄结婚之前，宋老夫人要求之前所有的婚姻必须解除。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是假基督徒，是为了婚姻才有这个信仰。日记里最让我震撼的一处是，他连续几天写脚痛，突然有一天，他说“医生告诉我，我的膝盖有损，不便于跪祷，所以清晨三点半的跪祷暂停”。他以前总提到晨祷，我也不知道他的晨祷是几点。后来看到三点半，我非常震撼。我也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为了什么事情半夜三点半起来祷告。我觉得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一个行出来的基督徒，很难得。 很多人质疑，这个日记究竟是写给自己看，还是写给别人看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写日记如果是写给别人，就不会写的那么露骨，比如跟哪个女的好，赌博输钱，买股票输了忏悔。宋时撰说，蒋介石常让经国去看他哪一年的日记里面关于特定事情的记录，比如中美关系，或者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也证明了他写给别人看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是据实而记的。到了台湾之后，他可能是考虑到自己的日记要给儿子做参考，所以写得非常仔细，不管是国际关系、政治上的想法、党的改革、中华民国的未来的期盼。他在日记里面常常写，我重温哪一年的日记，觉得自己错在哪里，必须要在这方面改正，以后不能这么做。 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每件事都有一个完整的交代。比如他对一个事情有怀疑，如果马上解决了，就不会在日记中再写了；如果没有解决，就会连着写三四天。比如“二二八”事件，到了三月一日，他写：陈仪汇报这件事情，得知消息我甚怒。隔了一天没写，到了第三天又写：我派白崇禧和谁谁谁去调查这个事件，立刻飞台。 章孝严要来看档案，希望看原件。他问郭泰君，有没有在日记中看到他的名字和关于他妈妈的事情。郭泰君就打电话给我，问我看到没有。其实在1947年11月的日记里面，蒋公写到：夫人最近收到黑函数封，其中有很多的谣言伤我家族至深，其中尤以伤害纬国和经国的传闻更多，甚有一则经国在外有孪生子与母同居……以后的日记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还证明了一件事情。有很多人怀疑章亚若是被蒋介石派人给杀死的，但这篇日记表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章在1942年就死掉了，他到了1947年还以为孪生子跟母亲一起住。 还有移陵的问题，蒋公在日记里面有两次提到。一次是说，以后若能重返故乡，希望和蒋夫人一起葬在溪口。另外一次写到，他跟随总理一辈子，希望以后葬在中山陵下面；如果不行的话，葬在溪口的家乡。很多人问我，日记的公开对于移陵会带来什么好处。我觉得日记的出现促成了两岸之间对他的想法和做法能够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有了共同的认识，我觉得对于移陵会有促进。 开始读日记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要保护家人，不希望丑的一面被人看到。但从日记中，看到长辈是这么有奉献精神，为了国家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在这个家族，每一个人爱国的角度和方式都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错，历史以后自有评断。庆龄和其他家属分开，也是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其实双边都很痛苦。宋霭龄和宋美龄祷告的时候为了宋庆龄总是哭。所以我后来的态度是，里面重要的信息不能隐藏，包括责骂宋子文、宋庆龄，还有他很丢脸的一些事情，我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民族、国家的走向，甚于对自己家族的保护。 (完整版之三)
蒋公早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在宣纸或者毛边纸上，有些日记已经粘成了砖块。送到胡佛的时候，许多日记已经发霉粘在一起，损害情况达百页以上。胡佛研究院的统计是，有百分之四的内容是完全没有办法看的。他们首先用蒸汽把日记弄松了以后，再一页一页地分开来，然后送去冷冻室杀菌，这需要两三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拿回胡佛用酸或者其他高科技方法处理，一页页熨平，放在盒子里，也不装订，免得损坏。所以原件是没有人能够碰的，戴手套都不行。我看的也是影印本。今年应该可以把蒋介石日记读完。 日记是私人的，隐私的，是一个监查动机的地方。这么多人看重蒋公日记，是因为大家要知道他的动机。我对蒋方智怡说，公开吧，反正史实资料哪里没有，你不开，人家还会猜他的动机是坏的。看了这么多，我对他的动机完全有信心。我还建议直接出影印本。 开始的时候，看到不便于公开的部分，比如他骂人的对象还在世，我就会把整个骂人的部分遮起来。但现在我只遮名字，了解历史的人马上就知道是谁，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至少学者看起来很爽。 蒋的档案用的是绿色的纸，其他的档案都是白纸，这样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你看的是蒋的日记。来看日记的人，不能带电脑，不能复印拍照，什么都不能带，你只能抄，纸笔由胡佛研究院提供。这是因为，蒋方智怡鉴于陈洁如日记放到胡佛不到两个礼拜，就在台湾出版了。大陆这边55年之前的日记都抄了下来。有组织的抄写我倒是不介意，既然开放了，就没必要半遮半掩。 许多学者说，蒋中正日记的公开会改写近代史。蒋公和宋家，总共还有200箱的档案在我手上，我希望能尽快整理完开放。三个家族档案的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的确非常大。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档案，当年国民党去台湾的时候许多档案都留在了大陆，而且共产党的许多档案也没有开放，所以我们即使全部开放，也不是全数。 蒋介石日记只是暂存在胡佛研究院，我们希望暂存50年。50年后，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保存的能力和恰当的使用方式，我们都愿意带回来。 8月3日 一些奇妙而复杂的关系小C近几个月新认识了不少人，然后借助高科技的网络和最原始的口口相传，小C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上海的人真多啊！
得出这个结论的条件就是，新认识的人和原来认识的人，好多原本都互相认识。
首先是培训时认识的ZHL，文艺女青年S的同学，自此小C也算和文艺女青年搭上了关系。同时又是小C大学同学兼室友Zhou以及大学隔壁寝室QQ的高中同学。而且还是小C之前实习单位认识的Y的同学QY的高中同学……
然后是小C同事ZYY和Q，Z认识小C网友O，今天早餐期间，小C、Z和Q闲聊，又得知Q乃是O的高中同学。
更之前，小C在外采访遇到晨报某实习记者，据称是小C现在同事Q的大学同学。
房价高不是道德问题 今天，《工人日报》有一篇文章《房价高到不道德》，写得还不错，我转贴在下面。
但是，我要说作者没有说到点子上，房价高并不是因为开发商的道德败坏（虽然他们的道德确实败坏，详见该文），而是因为这是统治集团和大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政府不可能听任房价下跌。 原因一：GDP增长的需要。 房地产业的产值要计入GDP，因此房价上涨会推动GDP上涨，房价下跌会导致GDP负增长。这对政绩和本地执政者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 原因二：财政收入的需要。 土地出让金在一些房价较高地区，能占到财政收入的50%以上。只有房价上涨，才会让开发商用天价向政府购买土地，也才能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和公务员收入的增长。 原因三：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 房产是一种资本品，完全搞银行资金支持。一旦房价下跌，房贷立刻就变成呆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有破产危险。目前的房贷规模之大，中央财政已经无力支撑了，所以为了保证金融安全，中南海一定不会允许房价下跌。 综上所述，统治集团和大资产阶级在房价问题上，达成一致，组成了“利益共同体”，联手推高房价。这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普通中国人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钱，只能被迫接受垄断高价，用一生的劳动去购买一套住房，听任自己的剩余价值成为富豪的财富、公务员的补贴和银行的暴利。 《房价高到不道德》一文的结束语是“我们有所期待……”，我要告诉这个作者，请不要期待！因为打破垄断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是新技术或者替代商品的出现，要么是政府的干预。如果没有替代商品，政府又不干预，那么我们期待什么呢？ ======================== 附： 房价高到不道德 作者：成露
北京一个五环外的普通住宅项目，去年下半年第一次开盘，最初售价8800元/平方米，如今摇身一变15500元/平方米，涨幅超过80%。今年上半年，房价上涨之快，令人头晕目眩。尤其6月以来，随着部分城市出现新的地王，有的城市房价已提前进入“3万元时代”，有的城市“一个电话涨一千”，开发商捂盘惜售，集体狂欢，普通百姓心急如焚，望楼兴叹……部分城市房价再度暴涨攀升，已经高到不道德的地步。 就在前几天，某地举行的一个房地产论坛上，房产大亨还在侃侃而谈“中国有钱人太多了，房价太便宜了”。盯着富豪榜上的人群，盯着奢侈品展上的买家，来评判房价的高低，真的令人无话可说了。有的大亨不早就表明了“为有钱人盖房子”的理念吗？盯着社会有钱人定房价，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当房地产开发利益群体们坚定不移地说“房价由供求关系决定”，完全是自欺欺人。刚性需求、刚性投资，是基础事实，不过却被大多开发商和“御用专家”借了去，给房价装上起飞的翅膀而已。房价紧盯着社会少部分有钱人，这是一种不道德。 房价收入比，是全世界很多城市判断房价正常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在我们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利益群体眼里，这个指标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原因是“隐形收入不计算在内，无法统计”。我们都知道，普通工薪阶层是社会的大众，是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他们能有什么隐形收入？完全漠视房价收入比的房价，完全是漠视住房的民生需要。 还有开发商们坚持认为，房价的涨幅与国民收入的增幅相比仍比较低，以此来证明房价不高、房子不贵，简直是愚弄百姓。按照这样的思维，教育、医疗、银行、水电等部门都可以拿这个当理由，以此来证明他们统统不贵、不高。这好比所有的抽水机都从一个井里抽水，个个都说抽的不多，根本不管这口井还有多少水，这不是强盗逻辑吗？前不久，广州一位官员表示，现在广州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涨到70%~80%的市民买不起房了。开发商却依然说“房子太便宜”。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二者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注为1463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74元，增长12.9%。不过，央行最新问卷调查显示，城镇居民收入感受下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专家称，制约公众工资增长和消费“感觉”的，不单是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增长幅度，还有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与保障。在数字和调查面前，开发商抵死拿他们的强盗逻辑哄弄百姓，吆喝着把更多平民拉进富人的市场当垫背，这样的楼市还有什么秩序可言？ 随着最新有人抛出的“房地产救中国”论，楼市里的利益群体越来越板结在一起。金融危机里的这一论调，简直就是为开发商打了一支强心剂，更有理由坚持高房价不动摇了。某些人已经按耐不住叫嚷着“下半年房价暴涨”“严重供不应求”，摆明了造势。开发商们还理直气壮地吆喝“为什么不能捂盘惜售”， 称“开发商捂盘惜售很正常”。见房价上涨，趁机“捂盘惜售”，营造“供不应求”假象，为高房价推波助澜。“捂盘惜售正常”，“房价暴涨正常”……楼市里没有错的，只有正常的，耍横到这个地步，这样的楼市，将会释放出什么样的社会风险？ 当房子成为社会少数有钱人孵化财富的发酵池，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远远甩在房子后面大喘气，房价便放大了贫富差距，马太效应。亚当斯密说过：“有大财富的所在，就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同时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如此精辟的论述，简直就像看到了今天的中国房价。 市场没有道德做基础，就犹如脱缰的野马引我们走入未知的歧路。也许有人会说，抱怨房价不道德有什么用，也许有人会力挺“市场说了算”。市场和道德并不冲突，不讲道德的市场不是合理的市场，贪婪的市场注定会为贪婪和不道德付出血的代价。 新近召开的中国价格的论坛上传来一个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表示，要推进民生价格监管方式改革，当前，要抓紧改进房地产价格和收费监管。 我们有所期待…… （完） 8月1日 我是华师大坚强的女生……～囧～污蔑，这绝对是污蔑……～囧～ ＝＝＝＝＝＝＝＝＝＝＝＝＝＝＝＝＝＝下文转自开心网 直到单身我才开始正眼观察起华师大的男生。经过了一个月心力交瘁的寻寻觅觅，我最终宣布放弃。此时此刻，我多么想仰天长啸来表达我内心的愤懑之情。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周围的那一群美丽小妞没一个在华师大找到男人；直到现在，我终于意识到身为一名华师大的女生（尤其是中山北路校区）的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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